这是天津滨江商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邵凯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滨江商厦有限公司现在正在进行改制，我们无可奉告。”记者再三追问，邵凯不得不冒出一句解释：“现在正在对资产进行评估，我们连自己未来归属都不知道，其他的更无从谈起。”

 

　　记者从天津市商委获悉：根据今年出台的天津市国有商业改革方案，两年内天津市将完成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使混合所有制成为流通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国有商业企业职工身份同步转换；今年要基本完成国有资本从商业小企业退出。

 

　　相对于天津而言，上海市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改制时间，但在上海市商委公布的《上海商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表示：“通过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资产联合、重组，形成了一批主力业态集中、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租赁、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在天津，一名正在改制的国有商业企业员工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企业曾是天津商业十面红旗之一，在超市的冲击下，企业每况愈下，先后与本区其他两家原本效益不好的副食、蔬菜公司进行合并，虽然规模扩大，但企业依然不见起色。其所在的企业现在准备把剩下的资产卖掉，但因几家地段较好的商店已经卖与物美，剩下的店铺买家也不太感兴趣。

 

　　在中国加入WTO的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国有商业企业已经火烧眉毛，一句话：改也要改，不改也要改。把国有企业嫁出去，似乎已经成为各地商业主管部门的共识。

 

　　无路可退？

 

　　“当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在上海开出第二家分店的时候，方圆五公里之内，三家国有的商业企业相继破产”，在中国零售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所长顾国建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三家国有商业企业是上海友谊商店、宜川购物中心和朝阳商场。

 

　　在中国类似的例子还有福建的东百集团，1998年福州突然之间出现了三家沃尔玛、一家麦德龙、六家台湾的好又多，使东百集团的利润连续三年大幅下滑。除了上面的大型商场外，悲剧的主角更多的是一些中小型国有商业零售企业。

 

　　曾任天津商工委调研处处长、现任天津劝华集团工会主席的徐炳贤认为：外资零售业的过快进入，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一种后遗症。龙永图回忆入世谈判，就曾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深感痛惜：“入世谈判时，我们要求每个城市可以进入二至三家外资的零售企业，可是当时美国的谈判代表就告诉我，仅仅在上海的南京路，就有16家有外资背景的零售企业。……其实在谈判时，零售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同时，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外资零售巨头，在土地问题上给予超国民待遇，同样令国有商业特别是百货业有苦难言。沃尔玛、家乐福两大巨头盘踞天津，所占全部为天津市黄金地段，沃尔玛更在被称为天津“金街”和平路之首开设了自己的店铺，对面正是天津最大的百货企业——天津百货大楼。

 

　　在拆迁补偿和贷款问题上，国有企业甚至无法与一些民营企业相比，更不用说与外资企业相比较。天津一名国有商店的经理告诉记者：在城市拆迁中，国有商店被补偿的拆迁费用远远低于同地段的居民房屋和私企用地，比如他所在的商店拆迁所得每平米1500元，而同地段的居民房屋用地大概2500元左右。而拆迁之后，如果店址回迁，那么地价将会达到3000元每平米。

 

　　同时，在市场越分越细的零售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业态层出不穷，比如国美、大中、苏宁这样的家电连锁企业，使在百货店中购买家电的消费者越来越少。而宜家家居、百安居、欧倍德这样的建材家具超市也使百货商店的家居品销售日益萎缩。另外，综合超市、大卖场、便利店等新生的业态正在蚕食百货商场的市场份额。

 

　　曾经占据着良好地段的国内百货业不得不重新审慎地看待新的生存环境，并不断地改变现状。“从2002年开始，新的市场环境已经使我们把曾经具有2亿元销售额的家电产品全部从翠微商厦退出。”北京翠微大厦总经理栾茂茹曾对媒体坦言。

 

　　国有大型百货商场似乎已无退路，改制也成为必然，但表面上制度的改变，从更深层次来看更是对用人机制的改变。

 

　　谁遗弃了谁？

 

　　有人曾统计：当前商业系统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各类专门人才只占3%左右，人才匮乏造成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低下，许多商业企业的采购、仓储、运输、销售等管理的分工与协作极为落后。记者在天津滨江商厦就看到，管理层所在的7层则成为临时仓库，堆满了各种空调、冰箱、彩电的纸箱，商场布置极为局促，一进门就是整柜的换季甩卖的毛衣、羊毛衫。

 

　　“外资企业以能力来用人。现在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国企工作几年，学到了专业技能，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挖走。”徐炳贤认为现在国有零售企业人才流失严重，“人才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激励机制的问题。”

 

　　一位跳槽到外企的经理告诉记者：“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有三种：第一种是有能力，也管理企业的；第二种是有能力，但无心管理企业的；第三种是没有能力，无法管理企业的。这三种领导都拿一样的薪水，因为你的级别就是这个薪水。显然，第一种人很快就会被外企挖走。”

 

　　有人曾作过统计：超市店铺的中层人员月薪多在2000-4000元之间。与之相比，外资一个区域公司的总经理年薪必过百万，如果是上市公司，区域老总还可分享公司的期权与现金花红。

 

　　徐炳贤认为：“国企的领导依然采取任命机制，这就会造成人人心中有本帐，把企业搞好了，一纸调令你就要离开企业，而干得不好的领导，也没有相应的处罚；同时好的企业人人都想接手过来，不好的企业谁也不愿意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改制可能是国企高管们摆脱政府薪酬束缚的最佳选择，这位跳槽到外企的经理有一句话很直白：“你是国企老总，你的上级主管部门怎么可能看着你拿到比他多得多的薪水？”但徐炳贤还认为：“除了国企老总的激励机制的改变，企业员工和股东的利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监管工作必须得到重视，以防止国有资产的人为流失。”

 

　　出嫁还是独身？

 

　　徐炳贤认为现在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可以有几个选择：一是外资企业，二是经营较好的国有企业，三是民营企业，四是本企业管理层收购。前三种形式采用的较多，而第四种形式现在在百货业内还没有出现。

 

　　与外商合并重组，虽然为很多企业的首选，但最终能否成功更多的要看企业的自身情况。天津劝业超市与家乐福的并购重组，可以视为引入外资较为成功的例子。天津劝业超市是天津劝华集团独资兴建的4家连锁超市，但由于管理中存在问题，导致管理成本过高，采购、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利润逐年下降。徐炳贤认为：当时的情况并非干不下去，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引入家乐福不失为明智之举。家乐福进入之后，首先从管理上便打破了管理中各自为政的问题，降低了进货、物流成本，同时家乐福先进的管理经验，给国企注入了活力，可视为一次双赢的结局。

 

　　而对于国有企业间的并购重组，百联并购可以说是今年最为惹眼的项目。据公告称，公司目前合并后的新公司将拥有20家大型百货商场、2400多家标准超市与6家购物中心，从而跻身于沪深两市第一商业股的行列。

 

　　对于与民企的合作，徐炳贤认为由于民营企业自身资金并不充裕，需要谨慎对待。最近发生的物美、大商与超市并购的纠缠可视为前车之鉴。

 

　　除了把自己嫁出去，徐炳贤认为改变经营方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比如天津劝业场，“劝业”二字本意是劝他人来此营业之意。最初的天津劝业场，曾是当时天津名字号的聚集之处，商场营业本身，只是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用。这种方式已经为一些商厦引用，而搞好劝业方式的关键在于能够找准自身的市场定位。目前，天津的东方商厦和金耀商场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试点。

 

　　对于商场的定位，徐炳贤认为最近西单商场的两次转型可以借鉴。西单商场自去年年底至今年五一，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调整，在走高档路线失败之后，重新回到普通消费群体的定位，正是对于百货业自身定位的一个重要案例。